红茶小知识在中国历史上，一些较有名气的茶叶大多以地域、品类来命名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安溪铁观音”、”洞庭碧螺春”、”祁门红茶”、“武夷岩茶”等，但在这些如雷贯耳的名茶品种之下，知名的茶叶品牌却寥寥无几，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
首先，地域决定了茶叶的基因和血统：一方面，地域赋予了茶的独特性和稀缺性，另一方面，这种基于地域性之上的地方品牌和市场混乱使得茶叶竞争进入内讧模式，互相拉扯着，谁也发展不大。
要做茶品牌，必须从根儿上解决这一问题，这跟“家不和外人欺”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有重塑形象，有壮士断腕的魄力，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才可能重建消费认知模式，以品牌稳固市场，最终倒逼出大品牌的产生。
在中国，具有传统底蕴的众多历史茶叶品类和地域品类被严重透支，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厂家，对同一个品类的茶源历史，争论不休，阐述不一，比赛着去抢挖历史，篡改历史，编造历史，结果弄得概念混乱，外人听得云里雾里，使茶品类的历史影响力严重透支，整体的营销价值自然会大打折扣。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现代商标和品牌概念，是西方文化下的一个产物，在中国甚至东方文明中，虽然一直也有“字号”的概念，但实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走国际化、全球化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最多不过百年的事，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化的冲突，国人在传统上和市场上难以取舍，又想迫切的与世界融合，自然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
茶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产品，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
在中国人这种讲究淡泊宁静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要像立顿那样，纯粹的把茶作为一个商品，国人显然是做不到的，西方人对茶，还停留在“饮”的层面，远没有达到东方人“品”的境界，这是不同的文化、思想、观念造成的差异。然而，有些人却喜欢用一些误导人的言论来混淆、甚至偷换概念，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报道上就说：
“中国茶叶百强企业年产值总和163亿元，比不过立顿茶业一家企业的230亿元（15亿英镑）年产值。”在某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茶业新闻以这条最为突出。对比、反差、立顿进入中国15年、作为中国茶业的坐标，这是一个屡用不爽的中国式新闻报道句式。中国的茶行业，需要从一个英国品牌出发来讨论，这中间所包含的意味，不可谓不丰富。
中国茶行业的发展历史中，从时间的纵向线索里可以看出，有两大需求决定了中国茶叶的制度性结构：
第一，贡茶需求。
按《华阳国志·巴志》记述，以茶为贡品，始自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国伐纣之际。贡茶对茶叶生产的影响，除了数量之外，更在于制度构造，最大的变革在宋朝，弃唐朝的贡地宜兴与长兴，而改由建安入贡。
结果这两地的茶叶遂由团饼茶生产变为散茶生产，至明朝时又反作用于贡茶的生产方式更新，这一变制流传至今，仍为现今中国的制茶（绿茶）方式。所谓茶文化，也是依附贡茶体制而生的——那些神奇茶人动辄就说自己拥有多少棵高龄贡茶古树，以此证明自己茶叶之精良绝妙。但回到基本常识，树也是有生命周期的，茶树之成熟期也仅二三十年，并非越古越妙。
第二，外贸需求。
1840年中国茶出口总量为1.9万吨，而到1886年，全国生产和出口量分别达到25万吨和13.41万吨，出口量竟占至总产量的53.7%。贡茶之外，外贸之需再次深刻影响中国茶业。这一历史高位水平，九十年后的1976年，中国茶叶的总产量才以微弱的0.8万吨超过1886年25万吨的产量，而外贸量又过了7年才超过1886年。
从这两大需求来看，很多时候，中国的茶业是被动发展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也没有大品牌、大企业生存的土壤和环境。如今算是萌生了这样的观念，但是要全体转换概念，还是需要时间的，而立顿的模式，与现在的中国茶市并无什么直接的竞争，倒也不必去树什么假想敌，但是，立顿的模式，却值得我们去参考、学习。
在这种大交汇、大流通、国际化的背景下，茶行业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中国的制茶方式会不会因此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的答案，都需要等待时间来回答。
